我们正在蜕变

  ——从《都安文艺》广西“80后”诗歌大展谈起

侯 珏

    近几年许多期刊、杂志越来越关注“80后”诗人，仅去年笔者就参与过国内的两次整期推出的诗歌大展：《青年文学》下半月刊的“全国‘80后’诗歌专号”和《新作文》杂志的“中国‘80后’诗歌写作调查”。此外，网络上还有众多版本的“80后”诗歌集结号。《都安文艺》作为一本县级刊物，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使“广西‘80’后诗歌大展”的策划变成现实，这不仅体现了都安文联领导、编辑罕见的勇气、魄力和开阔的胸怀、视野，更是广西“80后”诗歌作者的幸运——诗人、作者们从来没有这么声势浩大地聚集在一起同台交流过，从来没有这么整齐全面地列队走向前台。而大展中作品与作品、作者与作者之间的个性差异，定会引出许多人的思考。应《都安文艺》编辑部之约，笔者姑且抛砖引玉，就大展的文化背景及作者和作品谈一些粗陋的意见。

一、表意浮躁的处男写作

    很久以来，笔者一直力图避免使用“80后”这个字眼，却屡屡不能绕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市场凶猛和现代与后现代性思想嬗变中，“我们”确实变得弱小了。是的，这似乎是一个词语战胜写作、胃囊战胜脑瓜的年代。词语不断引领着思潮，生存不断胁迫着思想。由市场衍生出来的奇怪的“80后”，即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词语。这个一刀切命名一代人的词语，似乎显得非常可笑。若是顺着这种构词法，我们完全可以把鲁迅归为“90后”，把郭沫若归为“80后”，把莎士比亚归为“70后”——只是大家生在不同的世纪而已。所以有人说，以武断的断代制造代表性英雄，是我们时代文人的浮躁病之一。
    但是仔细探究，我们又不可否认隐藏在“80后”构词法的商业背景之后，也确凿有其合理的政治历史渊薮。只要读读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就能深刻领会1980前后十年间中国大地的历史巨变。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凡是生于1980年后的有农村背景的青年，特别是在农村长大的文学青年，读了《平凡的世界》无不感慨万千。“80后”一代正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文化变革而成长起来的，他们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的实验品。有一则很流行的描述“80后”的网络歌谣《献给所有八十年代出生的人》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今天在严肃意义上谈谈“80后” 写作，有一定的合法性与意义，虽然这意义对于漫长的文学史而言未免微不足道。
    在纸媒和网络、出版商和经纪人等等商业实体与没有头脑的咨询从业人员的无意或有意的合谋下，“一边抓发育，一边抓发表”的“90后写作”继“80后写作”概念的思维惯性又早早地冒了出来，成为中国商业写作或畅销写作的又一新增长点，使那些躲在小楼里的教授，大城市文字民工和窝在小城市、小县城里息封闭的的写作者们既感到世界荒诞，又为自身下跌千里的年龄卖点感到气馁。当然，气馁源于自卑。自信和冷静的作家还大有人在，即使媒体在将来又挖出“婴儿写作”的噱头，仍然有人坚信自己的创作可以挽回大众阅读的肤浅与堕落。“让时间说明一切吧！”“历史终究会拨云见日”。“时间”和“历史”成了那些在当代难钓大鱼的作者们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其实时间和历史亦不过乌托邦。能够在现世写作就是最大的幸运。在写作路上跋涉的作者，当时刻反思自己，这条路如何走，能走多远，是通向死胡同，还是通向罗马，罗马是最后的归宿么。福克纳写了一辈子，只写了不足20本薄薄的书；奈保尔，也只有10来本；库切，只写了几本。有的人甚至只凭一本书，就足够了，比如庄子。孔子甚至不要自己动笔写书——他的弟子在他人格的影响下录述了《论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最基本的字就是“生”。一个“生”字，让我对市场上的阅读品有了强有力的判断取舍。生就是原创，就是不断演变的过程，是进行时，是一种独立的体系。我们的时代有太多的知识堆积和知识加工品，但是原创性的文化又太少。
    用宽容的眼光看，“80后”写作现象其实也是一个生的过程，一个成长和发展的现在进行时。对于那些有生命力、生发性的作品，我们深怀敬意，对于那些投机家和商业运行机制下的幸运儿，只能隔岸观火，自己泡杯茶慢慢喝。一言以蔽之，当前的“80后”作者百分之八十正处于处男写作时期。去年曾经有位沈姓下半身诗人怒骂一位韩姓博主“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哪个男人不想女人，不想性？他装什么处男！”其实在中国“装处男”的何止“他”一个。笔者避开“青春写作”而启用“处男写作”一词，是有根据的，相信许多读者会对这个定义深有同感而原谅我不再去引述那些俯拾皆是的具体文例。所谓处男写作，即是没有生存之痛的写作，是没有被强行进入的缺少反叛、创新精神的写作，是没有生活重量和生命质感的写作，是一种清涩的自我觉醒、个性修正与自我社会坐标的想象、发现之旅的写作。处男写作与年龄无关，与生理上是不是处男无关，但是与生活阅历、社会游历和思想深度关系密切。不谙世事，天真，不切实际，模仿，轻狂，造作，漂浮，固执、妄想、白日梦、纯洁、透明和青春期忧郁症等缺点和优点是处男写作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处男写作离成熟的高级写作仅一步之遥。处男写作向成熟的高级写作蜕变的过度阶段，最容易产生充满张力的作品。
    歌德 25岁（即1774年）时创作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处男写作在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范例。维特的烦恼，其实就是处男的烦恼。这种烦恼犹如瘟疫，一时席卷欧洲，抢占了许多青少年男女和少妇读者。在没有现代出版复制技术和网络传媒造势的情况下，一部苦涩忧郁多少带点煽情的作品就可以如此轰动，可见出版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读者普遍远比歌德时代的读者弱智的情况下，一些人的畅销便不足为奇了。处男写作在现代中国的文本，郁达夫24岁时创作的《沉沦》算是突出一例。歌德十多岁开始写诗，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成功使他开始了史诗般的创作生涯，《沉沦》则是郁达夫文学力量爆发的起点。与以上二位不同的是，自22岁（1903年）时作《自题小像》一诗起，中国五四文学的主将鲁迅就摆脱了处男写作的阶段，直奔严肃的道义主题了。而胡适比鲁迅更为早熟，早在1906年16岁时，他就在中国公学《竞业旬报》上连载小说《真如岛》，对传统婚姻制度进行有意识的批评。中国当代的“80后”作家在16到25岁这个年龄段里，又出了什么令人震撼而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呢？
    关于中国当前的“80后”写作，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时代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80后”作者的成长方式与存在方式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较而言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的熏陶，阅历的不足，青春期的骚动，表意的浮躁，功利的心态，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视文字产品为即时消费品，并不把写作看得多崇高”，“他们的写作中更多的则是虚幻的自恋，甚至是自怜式的情感絮语”，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乖张、漂浮甚至有些畸形”。 “他们缺乏一种重构自己童年记忆的激情与冲动，缺少对生活的真切关注与回味的耐心”，他们的小说题材相对狭窄，虽然在现在这个强调个性几达极致的时代，真正展示出有个性的作品却不多，内容太雷同了，“经验、故事的缺失，使童贞和性情流于空泛，作品也就难以产生对灵魂的震撼。”
    学者们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上剖析，认为“80后”作者们向往生活的纯净却到处都是赤裸裸的现实；渴望保留纯真却无奈生理成长的迅速；渴望形而上的精神追问却四周都充满了形而下的欲望。他们找不到支撑自我的信仰，试图建构一个自我的理想却无力冲破前辈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他们从生活方式和倾诉需求上远离五、六十年代人的理想主义，而变得愈加空泛与自溺。因此，他们的文学写作也就显得缺乏生命的质感和冲动，没有对往事的精神沉淀，将个人的存在符号化，平庸化，进入一种竭力追求“个性”的自我叙述。他们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难有心灵触摸，没有拷问存在的欲望与信念。另一种声音认为，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的艺术禀赋与独特姿态为文学的写作空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但是，他们在为之欣喜的同时，却不免为这些年轻写作者们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理想主义的颠覆，近于游戏、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感到深深忧虑。
    其实这些学者们所评论的对象只是当前中国“80后”写作者中极其少数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作者又恰恰是商业机制和媒体的宠儿。在中国，仍然有大量“80后”写作者在喃喃自语顾影自怜，大量的年轻作者在妄想功名，大量走向成熟的“80后”实力派作家没有被发现。
　

二 、中国“80后”写作的一份个案

    文学创作方面，虽然知名度的大小与创作实力的强弱并不能构成正比，但是很多时候成名的先后却能说明一个作者的才情机遇以及前进速度的快与慢。广西是一个群山连绵、多民族聚居、经济相对落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的边缘省份，在这个省份里，近年来能够在国内产生一些知名度的“80后”作家如凤毛麟角。即便是以《我的秀秀姐》的姐弟恋而出名的马中才（1982年生）和以《我的鸟大学》的叛逆而轰动一时的李子涵（1983年生），也只是得益于《萌芽》（马中才是《萌芽》杂志策划推出的）和网络（李子涵最初是网络征文排行炒作）的一时策划。他们的小说以及他们的点击率，没出一年便昙花一现，尘埃落定。有传言说马中才正在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最近他又进了广西作协任青年委员会委员，他的下一部作品我们拭目以待，而博客写手李子涵现正在广西某家房地产公司上班，收入不错，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据说准备在其大骂过的母校附近买房子了，他的博客上还是清一色的愤青文字。除了以上两位，进入国内视野较早的广西“80后”小说作者还有创作了《无羽之鸟》（2005）的甘应鑫以及创作了充满个性的网络小说《南宁市的花开花落》（2005）的杜茵，前者仍然在沉潜中前进，但令人遗憾的是，与当前国内任何一个“80后”女性作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杜茵却被文坛忽略掉了，自进杂志社工作后，这两年已经看不见她的踪影。而笔者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个名字是黎屹，他是新近出现并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正的广西“80后”新锐作家。1984年出生的黎屹目前在来宾市文化局工作，专攻科幻小说，用笔名万象峰年发表了不少作品，2007年他连续在《科幻世界》发表的中篇小说《后冰川时代纪事》、《草荒》，前者获得了中国幻想小说界最高荣誉银河奖读者提名奖，并被选入漓江出版社《2007中国年度科幻小说》一书。早前，他还凭《城市，城市》获得《科幻世界》恐龙征文二等奖（2005）。这些事件，广西文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广西的“80后”作者也不知道有这个低调的同行存在。
    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在业已成型的广西60、70后作家之后，真正能够代表新世纪广西更年轻一代文学创作实力与活力的，也许就是为数不少的“80后”诗歌作者了。这些作者经常在有出版刊号或者没有刊号的各种级别的刊物以及网络平台上发表作品，他们的创作冲击力时隐时现。关于这些作者，由于学力不足，笔者仅拟从身份构成、地域特点、写作倾向、文体分化和层次梯队等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述评。
    身份构成。写作是一项极具经验性和个人性的行为，任何一个作者的写作都不能凭空捏造，即使是科幻小说和童话这种整体虚构性和想象性非常突出的文体，也离不开作者的经验烙印，比如梦境。在阅读和参与编选2008广西“80后”夏季诗歌大展作品的时候，笔者对作者们在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深刻的印象。为了求全扩大涵盖面，这一次诗歌展囊括了广西几乎90%的80后诗歌写作者。仔细对这些作者进行分类，我们发现大专学校在校生占据了超过半数以上，打工者次之，公务员等有固定收入者则几乎没有声音。这些作者没有一个低于大学专科学历。这些貌似与诗歌本身无关的信息，却能直接地在作品上得到反映——大学生比较虚飘矫情，打工者则对世界充满质疑；大学生模仿他人较多，打工者则较为急切地表达个性。
    地域特点。地域写作近年来被反复提起，作者的出生地新近又被特别的关注。评论家们认为，一个地域内的地理气候特征和文化积淀造就了该地的文学，一个地域内的作者，呈现出一种相同的特色，比如巴蜀作者在文学风格上普遍冒着一些湿重的巫气，江浙的作者有氤氲意绪，而广西的作者有鬼气（其实这些结论都很片面）。这些概括无疑在潜意识里有点“行政划分”的味道（未必是坏事）。而以亲身经历作判断，笔者更愿意以城乡背景来划分作者创作的地域特点。童年是一个人的“前写作”时期，进入写作以后，童年的记忆就会深深地影响作者的气质与创作。在工业文明下成长起来的城市青年与在农业文明下成长起来的农裔青年，明显地存在着区别。前者以从小一直在南宁市生活的李冰为代表，在她的《悬崖》、《一滴水》和《侧脸》三首诗中突出地表现出生活细节的抽象性游离与生命灵魂的捕捉、拷问与确认，她出版那本诗集《一棵白菜的阴谋》的基调也大致如此。而以肖潇、苏华永、费城、谭慧娟、李双鱼等从小在桂西北农村长大的作者，则在文字中表达了他们对故乡深深的怀念、诗意的审视，并对自己与乡村生活断裂的命运表示忧伤。“那鱼儿偷吃星光的声音……仿佛絮风拂过故乡的脸庞/那声响，比深草里的虫鸣/还要轻，还要亮”（费城《声音》）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与忧伤，“故乡在雪地里沉睡/像一个走累了的孩子……村庄里，所有的母亲醒着”（肖潇《雪落故乡》）这是多么深情的怀念。另外，钟国昌在《村里把戏台拆了》中还记录了乡村文明的没落景观。在城市出生长大的诗人，绝少拥有这种先天的写作资源。
    写作倾向。不经意间，所谓“80后”作家，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是27、28岁的大龄青年了。十年的距离，有的人刚刚告别青春痘，有的人却已经为人父母。在写作的倾向上，自然会存在反差。黄彬、张弓长这两个“自行车诗群”的年轻成员，一贯保持着冷酷刁钻尖锐的“先锋”姿态。坚硬的街道上和钢筋混泥土胁迫下的小男人生存状态被他们表现得入木三分。张弓长的《无法总结》、《金城江盲肠》、《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三首诗歌成功塑造了一个小城失志男人的生存困境和内心冲突。黄彬在《人》中触摸到了死亡的气息，在《打个电话给自己》里他成功地运用形式主义的法宝，很好地描述了一个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与失去自我的空虚感。黄彬和张弓长需要做的也许就是避免风格和内容类型的大量重复。此外，牛依河、罗鹤等人的诗歌体现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守望。牛依河在2006年创作了长诗《布洛陀之歌》，完成了他对本民族先民的一次致敬，这也是自80年代杨克创作《走向花山》提倡“百越境界”以来，广西当代诗人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比较系统、重要的激情投入。罗鹤是广西这个沿海省份里“80后”作者中受到大海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对大海的守望，带有许多文化意味，他的写作胸怀自然也较为宽阔。以上两种类型之外，更年轻一些的作者则把写作兴趣停留在青春自我的徘徊上，由于生活经验的稀缺，他们从书本上截获一些知识和灵感便对死亡、叛逆、生命和风景进行咏叹。其他作者，因为写作立场和观念尚未成熟，仅凭着一腔热情对国内一些流行或过时的言说方式进行跟风式的写作。更多作者的写作仍然处于随意状态，也即没有自觉的倾向性。这些都是时间问题。
    文体分化。作为广西“80后”写作的一个在场者，在平日的交流中笔者对身边许多作者的创作走向也有一些了解。比如在本次诗歌大展所罗列的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除了诗歌写作之外，同时还在小说、散文和评论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并取得了较为令人欣慰的成绩。肖潇、李冰、丘清泉、彭斯慧、谭慧娟、侯珏、韦孟驰、梁鹏、苏华永等人都已经在《广西文学》、《萌芽》、《红豆》、《福建文学》、《青春》等不少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有的人甚至还写出了中、长篇小说。这几个人中，肖潇的小说成绩最为突出，这两年他公开发表的一系列表现乡村和校园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小小说数量上已经超过10篇。丘清泉的短篇《跛子阿社和他的打米厂》（见《红豆》杂志2008第2期）和彭斯慧的《那些来来往往的红》（见《青春》2008第1期）显示出她们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女作家的潜质。虽然“80后”作者们也经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一些小散文，如肖潇等发表了大量即时应景散文随笔，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这个文体的探索追求上有多大兴趣。这两年，李冰和侯珏倒是在评论写作方面投入了一定的激情，二者在一些重要刊物和学术网站上发表了不少文学批评、文化评论。也许因为年轻，总之，广西大多数“80后”作者们在文学的道路上不那么专一，目前大体呈现出综合写作的状态，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会有所取舍。

    层次梯队。无论是严格审视本次大展中的作品，还是其他时间段的写作情况，当前广西“80后”作者的写作水平客观上模糊地存在三个层次，即相对成熟的诗歌写作、正在蜕变的综合型写作和处男写作三级梯队，三级梯队构成一个金字塔。他们是广西文坛在新世纪的预备役和生力军。但是目前，这支梯队也遇到了上升的瓶颈。少数几个相对成熟的诗人面临着题材重复和形式突破的困境，支撑他们写作的是仅有的那么一点表达的诉求、一点艺术的激情、一点作为写作者的尊严感。正如张弓长所言：“很难避免，你每天早上必须起床，然后去吃早餐，接着你得工作，中午有一道午餐，接着再工作，晚上还有一道晚餐，接着你要去睡觉，然后又迎接被复制的一天……很快又被卷进那锅生活浓汤。这时你发现它，并迅速地抓住它，把它转化为适合你的形式和内容，你可以把这称作为诗……对！我的诗歌的形式就是提着头发往上跳，离开这锅超现实主义的生活浓汤”（张弓长《诗：“地球人“提着头发往上跳时的发现》。卜安则“觉得自己的诗很幼稚，但还是要写呀，挺住意味着一切。”在经济社会中，诗歌注定“不切实际”。挺住真的能够意味着一切吗？那些声称诗歌是信仰的人，又多少个愿意为此践行终生甚至牺牲。一切还停留在盲目的掘进，有点悲壮的心灵掘进。

    处男写作在广西“80后”作者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些作者主要指在校大学生，他们需要的是时间的考验以及独立的思维。大学生活的理想化、大学精神的缺失、网络信息的冲击与教育体制的专断，容易让人变得个性趋同，心理浮躁，这都是影响校园作者形成独立思想、个性思维壁垒。从农村到大学，然后在城市生活，他们自我觉醒，自我身份认知，并由于教育的失败和经历的稀少，青春期的萌动，他们开始做梦、自恋，作小抒情；理想和信仰的缺失，使他们对生活的小问题小挫折进行夸大，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才华是他们保持写作质量的唯一保证。
这些人中最值得关注是那些正在进行自我蜕变的综合型写作者。他们大多已经或正在脱离校园，承受着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向断裂“蜕变”的阵痛。生存是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压力，非商业化的写作让他们面临物质追求和精神诉求的两难境地。他们的写作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但仍然带有些许处男写作的青春幼稚病。因为诗歌创作无人关怀，作者本身的文体拓展能力有限，很多人慢慢失去了文学激情。可喜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慢慢接受现实，调整心态从事创作。他们逐渐摆脱青春稚嫩和矫揉造作，自觉地进行自我蜕变，转向更为开阔、成熟、理智、持久、充满生命激情和艺术热情的写作。在此意义上说，广西“80后”写作者，无疑是中国“80后”写作的一个缩影。

三 、写作蜕变的五阵剧痛

    从处男写作迈向高级的成熟写作，犹如百米跨栏，需要跨越许多道门槛。写作蜕变的过程，就是内在超越的过程。关于“80后”作者由处男写作蜕变到成熟的高级写作，笔者想略谈一些必备的内在超越的品质。通过阅读了大量文本之后，笔者认为当前的“80后”作者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以下五种欠缺（至于他们的优点许多学者教授已经得出许多结论，这里就不再重复）：
    信仰的缺失。“中国当以有信仰而后进”（梁启超语）。“信仰”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仰可以产生行动力量，但是我们的时代似乎已经远离饱满的信仰，取而代之是破碎的观念。二十世纪，尼采的思想得到普遍认同，他在宣判了古典哲学终结的同时，以其对“意志”、 “生命”的推崇开创了人本主义哲学。这位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高呼“上帝已死”的“新世纪哲学家”给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道德以致命打击，并告诫人们应当重估一切价值，让人成为个体，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雅斯贝尔斯的生命哲学，萨特是存在主义，有力地撬动着权威。从德勒兹的欲望生产到解构主义的意义消解、后现代价值平面的语言游戏、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质疑、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集中反映了世界和人类自身分裂的狂欢与痛楚，时代文化在动摇，思想本身正在丧失根基——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度，经过历史的动荡，人的信仰力量日跌千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思潮大举涌入，思想文化界在短短几十年中匆匆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路，崔健吼着《一无所有》，市场经济压倒一切的力量迫使人们向物质低头，诗人海子在《圣经》和诗经的东西文化碰撞中殉道，“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献给黑夜的女儿》），面对工业文明的入侵，农业文明的没落，以诗为信仰的海子痛苦地唱出挽歌：“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麦地啊，人类的痛苦/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但是诗歌到今天，也滑变成了网络娱乐的佐料，诗歌的光芒是那么的黯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许多人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变得空虚了，我们充满个性，但是居然没有诚实的信仰！信仰的海水退潮了，“80后”一代裸露在岸崖的最高处。信仰的缺失，造成人格的单一。写作行为犹如超女快男的公众表演，单纯为了寻求掌声与轰动，很多作家被文字所累，将文学视作生财的工具，创作上也是急功近利。我国政府对公民出版的限制，让网络牵头策划进行的“在线征文→点击排行→优胜出版→获取高版税”的商业活动对广大“80后”作者充满诱惑，这无形中加剧了写作的功利性。笔者曾认识国内一些“80后”作者，有的人也写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终日勤于到各种网站推销作品，浮躁不安，让人对其写作的目的不禁产生怀疑。[url=file:///F:/%C2%B5%C3%A7%C3%97%C3%93%C3%8A%C3%A9/%C3%96%C3%90%C2%B9%C3%BA%C2%B5%C2%B1%C3%87%C2%B0%C3%8E%C3%84%C2%BB%C2%AF%C3%85%C3%BA%C3%86%C3%80/auth_list.php?author=%C0%EE%CF%F2%C6%BD]李向平[/url]先生在其论文《当代中国“老板”的信仰与信仰实践》中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具有自己的信仰和伦理”，“如今中国工商企业界的老板们，几乎都有自己的信仰……虽然他们的选择精神关怀方式和信仰路径有所差异，但他们在自己选择和委身的信仰之中，应当说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老板们把财富的追求与道德的自律两相结合，反而可能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那么作为写作者，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传统文化的欠缺。上文笔者说到的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其实也可以作为“80后”作者传统文化欠缺状况的一个反证。二十世纪几乎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中国作家，无不得到传统文化的恩惠。沈从文对老庄哲学的领悟，钱钟书对古代美学文学的把握自不必说，就是深得西学教诲的王小波对于国学也是十分晓畅，而贾平凹、莫言、洛夫等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也是国学深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们的作品中更是渗透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无多少排他性，吸纳性极强，生发性也极强。如果遗忘传统（如道家、儒家思想）或对传统存在偏见，那么民族心理势必断裂，从而丧失了在中国语境下写作的自我超越的文化基础。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80后”一代，受到的几乎都是实用主义文化的熏陶，升学、就业等等压力从他们进入校园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他们一路走来，小学和中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微不足道，大学中文专业课堂里的古文、古典名著解读选修课在英语四级、计算机等级、福特课程、励志讲座等等实用内容的挤压下，只能作为一个可怜的点缀。无论是近年来浮现的诗歌新人或者新锐小说作者，传统文化基因在许多“80后”恐怖、玄幻、“先锋”、爱情题材作品中仍然处于大面积的失血状态。由于受到欧美华丽拜金文化与港台通俗小资文化的影响，许多“80后”作者言必称咖啡、受伤、名牌服装和漫画，文必侃流行音乐及一些翻版的西方价值理念，或者进入希腊神话和星座战争公主王子的幻想世界里去了。这是他们这一代人血液里传统文化营养不良的表症。
    理想主义和积极的世界想象激情的欠缺。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理想的价值在于为人类设计蓝图，并在实践中开花结果，使社会朝向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真正的理想主义越多，我们的社会也就越完善。现实社会对理想主义的包容，是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理想创造神话，但是现实却把神话消解。自从人们经历了“社会乌托邦”的灾难性后果后，便对世界的理想主义方向深怀恐惧，而不再对更高更美的实现有所欲求。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或坐在电影院的皮座椅上享受光影梦幻，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偶尔有一些关乎社会道德、正义的网络事件，也因为无限的意义哗变而变得面目全非，轰动一时，瞬间遗忘。而文学，天生就是理想主义之花。如果没有对真善美的追求，没有超越现实的远方的理想，那么人们也不必要对文学有所诉求。小国寡民是庄子的理想，仁政是孔子的理想，哲学王统治的城邦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李白因为心存理想，所以生命力和创造力猛烈喷发，“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向往美好的世界，才对现实感到忧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对世界的积极想象，是理想主义诞生的前提。悲观只能使理想幻灭，抱怨也无济于理想的实现。然而纵观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我们很少看见理想主义的阳光与积极的世界想象激情，更毋庸说“80后”写作。
    在当代，我们有周游世界的条件了，却似乎日益失去对世界的完整性想象。身处现代世界的我们，虽然似乎世界的窗口随着全球化向我们毫无保留的打开，但是，我们向这个世界所投注的关心却越来越片面。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而在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人对世界图景投入了难以想象的想象激情。 “少年悬弧四方志……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扁舟横渡太平洋……怒波碎打寒星芒。”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即1899 年 12 月 31日）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诗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一年多之后，正乘船由东方向着西方航行。他在波浪滔天的太平洋上写下了这首志接天宇的《20 世纪太平洋歌》。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一些研究者推算，仅“文革”几年之内，在国内外就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的《毛主席语录》（不包括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物）。《毛主席语录》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虽然这是一种激情的畸形发展，但是那种胸怀世界的天真抱负却能给我们今日的狭隘心胸有所启发。随着铁幕的落下，世界似乎是越来越流动，越来越开放，随着革命的消退，市场的进入，网络的普及，我们心中的世界反而日渐的狭窄下去了。在“关注日常当下生存”这无可争辩的道义合法性下，我们的写作也日益显得实际而无比琐碎，诞生过李白的国度在今日似乎要丧失其浪漫主义传统。
    知识结构和方法论的欠缺。至今，我们译介进来的许多国外作家，内容上仍然十分片面。片面地引进文学作品，让读者们以为该作家只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家、诗人。其实国外许多名作家不仅写小说、诗歌，同时还积极介入社会，是一个政论家、经济学家、教育专家或文化评论者等等。例如波德莱尔，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诗人，却不知他在政治评论、艺术评论及葡萄酒和印度大麻研究等方面有突出成绩。卡夫卡、萨特、米兰·昆德拉哪个不在写小说的同时搞点其他事情？但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中国“纯文学”作家在许多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发生大事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性地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很多“精英”在国家关键时刻表现得模棱两可。像鲁迅、王小波这样能够率意地在文化、哲学、政治、历史、经济、体制等等学术问题和社会民生问题上发表言论的多面手作家凤毛麟角。事实上，中国“纯文学”作家们不是不想发言，而是没有能力发言。这并不奇怪，知识结构的欠缺，使作家们不能深入把握世界整体事体，自然不好发出言论。股票大跌，飞船上天，政治改革、道德败坏等，若作家对经济、物理、人类学、哲学和世界政治没有一定的研究理解，肯定不好表态。而股票、飞船和政治等，无不牵动着社会思潮、民族心理、人类发展方向和日常生活细节，这些都与文学息息相关。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一样充满那么多可能性。据统计，一位化学家要读完现在一年内发表的化学文献，若每天读8小时，共需48年。在这种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精神食粮的作家何为？无疑，对一个人来讲，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是既有精深的专门知识，又有广博的知识面，具有个人、事业发展实际需要的最合理、最优化的知识体系。没有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个人的创造能力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我们已经看见许多“80后”作者，一方面因为知识结构的欠缺而造成思想和写作姿态的偏执；另一方面因为方法论的欠缺而难以做到海纳百川，跟着感觉走，仅凭单一领域兴趣和习惯思维写作，造成视野的狭窄和自我封闭，限制了精神的成长和自我超越，致使创造驱动力的衰弱，不断重复自我，甚至最终不得不放弃写作。
    以上所列诸种欠缺正是中国当前“80后”作者与他们的前辈，那些19世纪“80后”、“90后”作家的距离所在。也许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未免苛刻了一点，但它却是任何一个充满抱负的写作者努力追求自身艺术提升必须经历的阵痛。例如晚清的大量游记、随笔、小说、诗歌、政论等文献材料，为我们留下了卢梭对知识界影响的痕迹，循着这些痕迹，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晚清知识界所塑造的卢梭幻象。卢梭幻象之能够在晚清知识界生成，除了有法国大革命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所起的政治诠释和中介作用外，也必有其内在根源。内在根源对外部影响加以回应，才使得卢梭的思想广泛传播，进而发生适合于晚清语境的变形，最后转化为现代中国启蒙思想的一部分。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就是幻象生成的这种内在根源。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是指儒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内部反省和批判，其目的是为了儒学自身的保存和更新。如果没有内在超越的品质，儒学或者其他哲学体系就会在历史发展中消亡。同理，一个作者如果缺乏内在超越的品质，他就会被舞台冷落，被读者遗忘，被历史抛弃。

2008年5月4日

6月23日小改